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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新形势,适应新常态

作者:王银芹,李建峰  发布时间:2018-04-11  点击数:

 

摘要:新农村建设经过较长历史时期的发展,与新农村建设早期所处形势背景已然大为不同,城乡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村空心化趋势明显,中央推进“四化”同步(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这对新农村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同时,中国经济持续高速成长、靠高耗能换发展、低劳动成本赢得价格优势等原有改革红利基本用尽,逐步进入发展重质量、优结构、变动力、多挑战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与此对应,新农村建设也呈现出农村人口持续减少、老龄化等新常态。在新形势、新常态下,打造新农村建设升级版就成为湖北新农村建设的新任务。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作者对湖北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模式、问题作了全面深入分析,提出了点面结合、重点扶持与普惠建设要协调,多元参与、三农发展与工商资本要融合,长短兼顾、新村建设与产业发展要同步,全面推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要齐抓等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升级版;模式;问题;对策

一、新农村建设模式的主要理论分类

国内主要的三农研究学者、权威政府研究机构对我国新农村建设模式作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探讨,并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经过梳理,国内代表性学者及他们对新农村建设模式的理论分类如下表:

学者代表

模式分类

陆学艺等

1.前分化和低度分化型;2.中度分化型;3.高度分化型。

郭晓帆等

1.科技兴村型;2.农业兴村型;3.工业兴村型;4.商贸兴村型;5.旅游兴村型。

张利庠

1.工业企业带动型;2.休闲产业带动型;3.特色产业带动型;4.畜牧养殖带动型;5.旅游产业带动型;6.劳务经济带动型;7.商贾流通带动型;8.合作组织带动型。

王 振

1.现代化的村镇体系型;2.生态化的农业生产型;3.服务化的农村经济型;4.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和民主化的村民自治型

农业部

调研组

主导产业强村型;2.工商企业富村型;3.科技人才兴村型;4.生态家园建村型;5.支部组织带村型。

高珊等

1.工业带动型;2.生态农业带动型;3.城乡统筹带动型;4.自主创业带动型;5.龙头企业带动型;6.合作组织带动型;7.乡风文明示范型;8.民主管理示范型。

蒋和平等

1.政府主导型;2.城市带动型;3.村企互动型;4.支部带动型;5.能人引领型;6.科技园区带动型;7.主导产业带动型;8.高效农业引领型。

刘自强等

1.城郊型;2.农产品基地型;3.特色产业;4.生态保育型;5.古村落文化价值型(文化产业型)

朱新方

1.完善区域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型模式:

1)政府直接提供型;2)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型;3)企业和个人直接经营型;4)集体运作型。

2.内生性产业提升带动型模式:

1)工业化带动型;2)农业优势产业提升带动型;3)商贸优势开发型;4)优势与特色开发型。

3.传统村庄改造带动型模式:

1)区域村庄资源整合型;2)文明生态村建设型。

4.城乡统筹、协调、互动型模式:

1)以城带乡型;2)城乡自然互融型;3)中心城区主动扩散以及农村互补对接型;4)主动融入城市(都市)型;5)小城镇建设带动型。

对于上述模式的理论探讨,或受新农村建设实践的制约,或基于其自身学术背景的限制,这些学者关于新农村建设模式的分类方式有的过于空洞和学术化,例如陆学艺等提出的前分化和低度分化型、中度分化型、高度分化型分类方式,比较玄虚空洞,不接地气,缺乏可操作性;或者分类交叉,标准不严谨,容易误导新农村建设走入单一化歧途,例如郭晓帆等提出的科技兴村型、农业兴村型、工业兴村型、商贸兴村型、旅游兴村型。实际上,新农村建设一定是个系统工程,村庄建设、产业发展、社会建设等必须齐头并进,而且农业一定要与工业、科技、文化、商贸服务业等领域高度融合,形成全产业融合、全领域渗透、全要素参与、全市场对接的开放互动发展道路。单纯把某一个亮点归结为一种模式,反而会对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深入推进带来负面影响。

二、湖北新农村建设现有主要模式

课题组经过调研和梳理,湖北比较成型、常见的新农村建设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模式1:产业引领型

依托所在地特有或独创的资源、技术、市场等优势,在种植、养殖中做大做强一个特色产品或产业,形成一村一品、一村一业,进而带动农村综合发展。在我省新农村建设典型中,这是较常见也是最健康的发展道路,大多数是依靠自身力量长期积累逐步发展起来的。例如孝感市孝昌县周巷镇的新龙村,就是依靠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从事花卉苗木栽培种植销售的少数村民在自己摸索发展中,逐步带动其他农户加入,发展至今逐步形成花卉苗木产业,并进一步通过组建专业合作社促进全村发展,带动全体村民共同致富,实现村庄环境改善。

模式2:企业带动型

通过农民自办、外来投资、对口帮扶等方式,就地办企业,以工促农,以企带村,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又一成功之路。湖北省孝感市汉川沉湖镇福星村的新农村建设在当地企业福星科技带动下面貌焕然一新,算是企业带动型的范例之一。

模式3:生态旅游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收入的增加,自然造就的青山绿水,人工营造的生态家园,古香古色的老式建筑,越来越成为现代人的最爱。农业观光,乡下休闲,让越来越多的乡村迅速兴旺起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新兴模式。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双泉村(大余湾)、宜昌市夷陵区三斗坪镇石牌村都属此列。

模式4:政府整村推进型

村庄重建或其他原因需要整体搬迁,由政府统一规划建设,投入资金建设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和文化、体育、休闲娱乐等公共设施,并给村民适当补助,引导村民积极建设新家园。这是政府强力主导、整体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一条捷径。仙洪试验区的新农村建设以及三峡库区、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移民新村大多数属此类型。

模式5:基础建设推动型

主要依靠政府投入,从通水、通路、通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入手,夯实新农村建设发展的基础。这应该是政府支持新农村建设比较公平合理的一种方式。

模式6:城镇化发展型

参照城镇的布局、结构、功能,规划建设新农村,实现“设施齐全,功能完善,路网相联”,群众足不出村就可以解决食、住、行、娱、学、医等日常问题,使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进程相结合。孝感市启动的新农村社区示范点建设项目应该属于这个类型,这一类型基本上都处于城郊,最终都会成为未来城市的一部分。

模式7:政府、NGO与村民联动型。

根据当地地理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实际,由政府出资,NGO执行,村民联动,通过进行村庄改造、环境整治、旅游资源开发来发展乡村旅游服务业,以此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另一种新模式。例如湖北随州广水市的桃源村、十堰市郧县柳陂镇的樱桃沟村等,都是由NGO组织——北京绿十字与各级政府项目资金结合,当地政府、村民联动参与的新农村建设典型。

模式8:民间慈善型。

这一模式主要依靠当地富有爱心的成功人士捐资无偿为村民提供村庄建设、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等方面的资金支持,以迅速改变农村基本面貌的新农村建设模式。例如孝感市邹岗镇的四王村,全村村民别墅建设、环境改造绿化、农机设施设备均由该村成功人士王学东捐建和免费提供,村庄面貌、公共服务迅速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三、湖北新农村建设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对我省新农村建设的调研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农村空心严重,发展后劲不足

从调查的云梦县48个行政村、8976户、37399人来看,土地房屋闲置、人口资源空心化相当明显:一是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导致村庄“暂时”空心或永久闲弃;二是农民因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较差而建新弃旧导致原有房屋、宅地废弃;三是部分易受旱涝灾害地区农民集体外迁留下废弃空心村庄。

对湖北其他县市农村调研结果也大同小异。除了城郊农村,多数农村常住人口不足农村总人口一半,不少农村平时难得见到一个人。以孝昌县花园镇白合片区为例,15个行政村,总人口2万余人,常住人口不到1万人;以前15个村办小学、一个中心学校,目前只保留了一个白合中学改成的白合小学,全片区800多位适龄儿童,在百合小学上学的仅有200人左右,300多人随父母在打工地上学,300多人由父母或爷爷奶奶在县城租房上学。其中高顺一村1723人,常住人口170人左右,而且这170人年龄主要集中在50——80岁之间,几乎没有青壮年劳动力。以前农村素有“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之说,现在只剩下“99”部队(老人)了。

尽管农村空心化从积极意义来看是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的反映,体现出农民整体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对推进新农村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一切社会发展归根结底都是靠人发展、都是为了人的发展,新农村建设也不例外。不顾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盲目摊大饼式推进城市扩张会造成“鬼城”,新农村建设如果不考虑农村当地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也会形成外面看着漂亮、里面空空荡荡的“鬼村”。新农村建设目的是为农民服务、农村发展服务,在缺乏青壮年农民和后继无人的情况下,持续推进新农村建设面临缺乏发展后劲的问题。如同再漂亮的“鬼城”不是我们想要的城市一样,再漂亮的“鬼村”也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新农村”。

2、注重村庄建设,忽视社会建设

在农村调研,我们无论到哪个新农村示范点,的确新房一排排,漂亮气派,但如果仔细转一转,听一听村民心声,就会发现房子漂亮之后社会建设不足带来的诸多隐忧:

一是基层组织建设不足,乡村治理存在缺陷。由于农村空心化严重,稍微有些知识、技能的年轻人都外出经商、进入城市,而且大多没有回乡种田、生活的意愿,中共党员发展后备力量严重不足,党员发展有能人化倾向,党的组织生活流于形式,农村党的组织建设面临断层。同时,由于人口外流,农民组织化程度大大降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村民自治也难以真正落实。

二是农村文化生活匮乏,导致精神生活空虚。农民文化水平低,加上农村文化体育设施匮乏,农民文化生活少、精神生活空虚是不争的事实,在农民组织化程度降低、农村治理乏力的情况下,麻将、赌博容易乘虚而入。农村赌博形式越来越活,参与越来越广,赌资越来越大,问题越来越多。近年农村赌博呈现两个发展趋势:赌博公司化与地下六*合*彩猖獗。沿长江一带活跃着一些赌博公司,他们经常有组织地开车下乡进村聚赌,有的还威逼利诱乡村干部参加,有的为争抢赌博地盘还动刀动枪。而地下六*合*彩在我省襄阳、十堰、荆州、宜昌、咸宁等地农村尤其突出,不少地方村民买码就跟开会、赶集一样热闹。民间有歌形容:六点钟处处都在商量,七点钟个个人心惶惶,九点钟家家打儿骂娘。农民越买越上瘾,老想中大奖,一点血汗钱、油盐钱全赔进去了。人们形容地下六*合*彩就像紧紧巴在农民身上吸血的水蛭。调查中有乡镇一年查处赌博案子十余起,查封赌博窝点4个,处理赌博人员54人次,单次涉赌金额高的过万元。赌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部分农民因赌博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还有一部分年轻人因赌博输钱而走上盗抢犯罪道路。但凡赌博成风的地方总是治安刑事案件频发区域。

三是社会治安出现盲点,村民生命财产受损。随着农村日益空心化,青壮年劳动力大都外出,老年人对人身财产侵害应对能力不足,加上他们又习惯在家中存放现金,在农村组织化程度下降、农村地域分散广泛、社会治安有效覆盖困难的情况下,村民人身财产安全容易受到侵害。项目组在湖北多地农村调研中了解到,农村盗抢案件频发,甚至一些盗贼开着机动车进村入户、明目张胆盗取现金和金银首饰,以及粮食、畜禽、水产,甚至农村机电设备设施,如摩托车、变压器等。农村盗抢犯罪主要为三种人:游手好闲的懒汉游民;不走正道的青少年;流窜作案的盗窃团伙。在一些大型村庄出现村霸、乡霸,横行乡里、为非作歹,甚至导致毒品入村。毒品逐渐由城市向农村扩散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

四是公共服务严重不足,村民生活质量不高。首先是农村公共服务整体供给严重匮乏,制约村民生活质量。尽管农村经济水平有了长足发展,但囿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公共服务财政投资主要集中于城镇及城镇关联领域,除了少数新农村示范点,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农村公共服务投入长期不足,村民基本生活质量无法保证。其次是农村公共服务缺乏持续投入、管护机制,村民生活质量难以提升。以“村村通”乡村道路建设为例,除了武汉市外,其余各地市州一般 “村村通”大多是村民自筹一半、政府补助一半自建起来的,本身标准不高、质量不一,加上缺乏管护,大多过不了多长时间便又成了断头路、搓板路,相当一部分又失去通行功能,村民生产生活极不方便。

3、强调重点投入,忽视普惠推进

一是新农村建设中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过多,重点投入村庄建设,忽视产业发展,农村自持发展能力建设不足。由于新农村示范点大多分布在各级领导驻点或对口联系点,各级政府项目资金集中投入,村庄建设短期巨变,看上去漂亮光鲜,但对农村产业发展重视不够,内涵发展不足,缺乏可持续、可复制性,反而对新农村建设整体推进缺乏普遍意义、示范意义。将项目资金集中投入到任何一个村,这个村的村庄面貌十天半月都可以发生巨变,但其自持发展能力并不会有根本性改变。

二是过分强调重点扶持,缺乏整体、全面、普惠推进意识,区域性新农村建设整体状况不能改善,整体水平难以提升。新农村建设作为中央重大战略决策,作为推进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首先它的实施一定是整体的、全面的、普惠的;其次,各级政府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执行者、资源配置者,整体、全面、普惠推进也是其基本要求和职责所在,不能顾此失彼、厚此薄彼。同时,仅仅房子建得漂亮不是真正新农村,仅仅少数农村示范点建设得漂亮更不是真正的新农村,只有全区域、全方位、全领域整体普惠推进,所有农村房子漂亮了、基础设施改善了、公共服务均衡了、生态环境优美了,新农村才能真正建成。

4、城乡要素分割,农村发展乏力

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即使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社会化浪潮中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历史、体制造成的城乡鸿沟依然巨大,这对城乡要素互联互通、融合整合形成制约。当前,毫无疑问,最优质市场资源要素都集中于城市,但是由于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城市优质资源参与农业、农村发展还有困难。农民作为现代开放市场中最弱势的人群,农业作为最弱势的产业,农村作为公共服务阳光最难照到的最弱势区域,单靠农民、农业、农村在现代激烈市场竞争中来实现自身发展,犹如将羊投进狼群一样不靠谱。在城乡要素分割的情况下,缺乏资金、技术、人才的农村、农业,要实现真正发展不比登天容易。

5、缺乏长效机制,持续投入不足

尽管各地各级政府设立了新农村建设办公室,但是由于新农村建设投入大多采取的是项目式预算,缺乏制度化的一般性预算投入长效机制。而项目资金多掌握在部分各级领导手中,在决定资金使用时往往都集中投入在领导驻点或对口联系点的部分村庄建设中,其他村庄几乎沾不上边。新农村建设作为中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决策,不是哪一个村、一部分村的新农村建设,没有全面推进、长效建设、持续投入的机制保障,新农村建设永远只能是锦上添花的表面文章。

6、项目监管不足,缺乏绩效评价

新农村建设项目投入缺乏审计、缺乏监管,更缺乏科学有效的建设绩效评价,从最初到现在依然是一个较为普遍性问题。

当前新农村建设都有一个共性:集中政策、财力、资源,倾情打造一个或几个示范点。但这些政策落实怎么样、钱花到哪里、花了多少、有没有效果,大多是个糊涂账,不是形成一个个新农村建设的“烂尾楼”,就是成为驻点领导、对口联系领导的无底洞——年关岁末这些示范点的村干部就会准时上门“讨债”过年了。据了解,荆门某村从2006年搞新农村建设以来,各级部门投入项目资金高达3亿元,其中各级土地部门土地整治资金近2亿元,民政、残联、国土、交通、农业、水利、林业、农机等不同部门对口项目、资金进1亿元。所在县市财政从2008年开始,还每年安排10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但这些建设新农村的专项资金并不是进了该村项目专户,而是进入该村书记、主任双肩挑并同时担任某私营公司董事长的私营公司账户。

地方政府只管投入,少问过程和结果,钱怎么用的、用到哪去了、效果如何,往往没有下文,容易造成资金浪费流失、项目建设效果不显,更容易留下监管空白、滋生腐败。新农村建设投入尤其是政府财政投入绝对不能搞成“智能导弹”——发射后不管。这样不仅劳民伤财,更损害党委政府公信力,容易导致民心丧失。

7. 重视能人作用,忽视村民参与

各地在建设新农村中,均强调“能人效应”,遵循着“自己都不能致富,如何带村民致富”的思维。2012年全省新农村建设暨城乡一体化试点工作会议,提出要着力培育一批集农业企业家、农村带头人、农村基层组织负责人“三合一”的农村致富能手。但通过“三合一”的农村致富能手把农村建设好、把农民带富的初衷在现实中表现苍白。不少学者多次呼吁“警惕富人治村”,认为指望靠培养几个农民企业家、农村带头人、农村基层组织负责人“三合一”的致富能手带来农民致富奔小康,过去少有成功过,今后也很难出现奇迹。在“能人”治村的地方,村民普遍觉得建不建新农村都是村“老板”(即村书记、主任、企业负责人一肩挑)说了算,新农村似乎跟老百姓没关系,所以对建新农村大都麻木不仁,自己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他们看到的只是路修好了,酒店多了,经济上对村民没有多大的带动效益。荆门某村是新农村建设“三合一”的典型,2006年该村村民张某以某公司董事长身份回乡当村主任,2007年入党,2008年当村支书,实行了私营企业老板、村主任、书记一肩挑。全村有劳动力600余人,其中有200多人在其公司农业园种地、100余人在其酒店打工,每月1200元工资。据当地人士介绍,2013年春节前,几十个农民工围着他讨要工钱,最后是当地镇政府拿钱摆平。现实中,村书记、主任、企业老板一肩挑的“三合一能手”,容易架空农村“两委”班子,使其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制度化工具,不利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上世纪大邱庄禹作敏式悲剧。

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外出务工人员增多,留守的都是“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甚至仅仅是“99部队”(老人),他们缺乏权利意识,也缺乏维权能力,守着一些薄田,给点甜头就很满足,对权利受损也无能为力。新生代年轻人虽然觉醒,但是他们不愿意在家务农,大部分都外出务工经商,容易使能人治村的“两委”班子形同虚设。

四、顺应新形势、适应新常态,努力打造湖北新农村建设升级版

(一)新农村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常态

新农村建设经过较长历史时期的发展,与新农村建设早期社会形势已然大为不同,城乡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村空心化趋势明显,中央推进“四化”同步(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这对新农村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

同时,中国经济持续高速成长、靠高耗能换发展、低劳动成本赢得价格优势等原有改革红利基本用尽,逐步进入发展重质量、优结构、变动力、多挑战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与此对应,新农村建设也呈现出农村人口持续减少、老龄化等新常态。

在新形势、新常态下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以打造湖北新农村建设升级版为努力方向,包括由突出重点扶持向整体普惠推进升级、由单一村庄建设向全面社会建设升级、由简单农业生产向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升级、由初级村容整洁向生态环境优美升级。

(二)打造湖北新农村建设升级版的主要建议

1、点面结合,重点扶持与普惠建设要协调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普惠的公共服务,而不是基于少数领导意志集财力物力于一隅,作锦上添花的文章;不是今年领导驻哪个村、联系哪个点就根据领导意见确定投入多少,干什么事情,跑面子工程的龙套。经过多年的新农村建设,应该到了由以前集中项目资金投入几个示范点的重点扶持阶段,转变到以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普惠投入、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应该到了由长官意志主导的项目式投入阶段,转变到持续性、长效性、一般性预算投入的新阶段。这不仅是事物由点到面的一般发展规律,也是政府职能的理性回归,更是新农村建设普惠发展、共同富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

2、多元参与,三农发展与工商资本要融合

要逐步消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城市优质资本、技术、人才要素参与新农村建设。农业是最弱势的产业,农村是最弱势的区域,农民是最弱势的人群。仅仅依靠既缺乏资金、又缺乏知识技术、更缺乏市场意识和经营管理能力的最弱势群体——农民,要解决最棘手的“三农”问题、实现新农村建设宏伟目标,注定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各级党委政府如何努力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合理引导城市优质资金、技术、人才要素主动参与新农村建设,探索新形势下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新途径、新方法,是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

3、长短兼顾,新村建设与产业发展要同步

产业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没有产业发展作支撑,农民共同富裕也就是空话,短期投入搞得轰轰烈烈、看起来漂亮的新房子充其量就是驴子拉屎外面光,风光一阵子,落后一辈子。因此,政府在引导农村改善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的同时,更重要地是引导农民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形成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带动力的特色产业、实业,做大做强,真正发挥推进农业产业发展、农民收入提高的作用,避免单纯以基础设施建设替代、美化产业,以项目虚化经济,形成新农村建设泡沫,更成为部分干部追逐政绩和晋升的筹码与名利秀。孝感市孝昌县新龙村新农村建设之所以一直搞得好,主要还是靠村民自身长期坚持发展苗木花卉产业,通过产业发展带动全体村民致富,推动新村建设。

4、全面推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要齐抓

产业发展、村庄建设、环境改善一定要与社会治理、人的发展同步推进,不可偏废。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尤其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党组织对农村青年优秀农民的吸引力,加大农村党员后备力量培养力度;完善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监督机制,强调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防止“能人”替代农民,防止“能人”蜕变为“狠人”,杜绝类似于大邱庄禹作敏式悲剧重演。建设新农村是建千千万万农民的新农村,而不是建“能人”、富人的新农村。只有农民富了,生产发展了,才能实现农村共同富裕,新农村才能真正实现。从我国新农村实践来看,“能人”大多只能致富自己,并没有致富众多农民,而且在新农村建设中往往还与农民争利,把农民群众排斥在新农村建设之外。没有建设主体参与的新农村不会成功,也不可持续。新农村建设应首先明确农民的主体地位和权利,尊重农民意愿、符合农民需求,让农民有发展的空间。只有农民富裕,才能支撑真正意义的新农村,才能巩固新农村建设成果。

强化社会治安,打造平安乡村。加强农村治安覆盖,推进农村“天网”工程,建立农村“一键通”应急报警定位系统,人防技防相结合,及时出警、迅速破案,震慑违法犯罪分子;大力打击农村聚赌行为,特别是赌博公司,重点打击地下六*合*彩各级庄家;坚决堵住毒品入村势头,净化农村风气。

加大政府投入,提升公共服务。政府要通过加大投入,逐步构建城乡一体、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农村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从整体看尽管有较大进步,但城乡之间的差距实际上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没有城乡一体化均衡发展,城乡二元分割结构就不会改变,农民生活质量就不会根本改善,农村发展环境就不可能优化,城市优质资源要素参与农村发展、促进农村发展的新动力就不会形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就不可能最终实现。

5、分类建设,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要统筹

农村因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地形地貌、人口环境不同而千差万别,因此新农村建设也不能搞一刀切,而是要根据各地、各村实际,扬长避短、分类建设。例如城郊村就要考虑与城镇化相结合,考虑到它们早晚会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就要统筹规划,按照城市社区建设模式为主、适当照顾当前生产生活实际来推进新农村建设。一些偏远山区、住户相对分散的农村,以改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为主,适度聚集,但不能搞几十里范围内强行并湾合村,农民种点田来回几十里,住了新房子饿了肚皮子。一些传统村落保存相对完好,就要尽量保持原有风貌,修旧如旧,不能一味拆旧建新,成了优秀传统文化的败家子。与此对应,新农村建设的产业发展也是要因地制宜、因村而异,适宜发展工业就发展工业,适宜发展旅游就发展旅游,适宜发展特色农业就发展特色农业,不能不顾实际都往工业化这条路上跑。

6、监管有效,项目腐败和村级新债要杜绝

设立新农村建设财务管理专员制度,负责资金的管理和督查,实行专账专户,封闭运行,建立定期专项审计、核查、清算制度,对项目资金、财务活动全过程进行有效监督,维护资金安全。同时,国家及各级党委政府应出台与新农村建设配套的法律法规,规范新农村建设过程和行为,避免出现相互攀比、不切实际的假大空,甚至以新农村建设之名,谋取国家优惠政策、套取项目资金的不法行为。对挤占挪用、套取专项资金用于非项目开支应及时严肃查处,防止腐败,同时避免出现新的村级债务。

7、引导有力,农合组织和农民培训要提升

韩国的新村运动和日本的造村运动一直受到我国不少专家学者、官员的推崇,但其新村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明显成效,其基本经验有四点:一是政府引导得力,政府扶持、农民自主、社会参与、城乡联动形成制度化机制,形成新村运动整体合力。二是重视农合组织,新村运动推进协会和农村金融互助组织作用突出,农民主体性、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三是重视全面培训,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建立研修院,培养和教育新村运动的指导者,并将其指导新村运动业绩纳入考核;日本则更强调对农民的培训,认为造村运动的最终目标是“造人”,要发掘生活在本地年轻人的热情和积极性,培养出一大批既具有实践能力而又能扎根于本地区的乡土人才。为培养人才,当地政府无偿开办了很多补习班并派遣讲师讲授课程。课程内容包罗万象,如农村技术讲习班、商业讲习班、海洋养殖讲习班、妇女讲习班等,只要农民有需要,都可免费参加学习。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韩日的新村建设、造村运动对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也有启发借鉴意义。除了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尤其要大力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组织,真正让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通过培训提高农民素质,让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农村自持发展能力一定会大幅度提升,新农村建设一定会提档升级。事实上,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好的地方,也大都是农民合作社起步早、运行规范、作用发挥充分的地方。

8、因地制宜,创新发展与文化传承要并重

所谓新农村,是相对“旧农村”而言的,它新就新在无外乎农村生产、生活方式新,农民思想观念新,农村社会治理新,农村社会发展新。但无论怎么新,“农”、“村”这两个属性丢不了,也不能丢,否则就不是“新农村”。同时,始终坚持共同富裕的总目标不能丢,丢了就违背新农村建设的本意;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文化遗产不能丢,否则就会导致农村文化根基和精神家园的丧失。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是一个以乡村文明、农业文明为文化根基的社会,绝大多数人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对乡村文明的彻底解构并不是一件好事,其结果就会导致文化无源、精神虚无,看不见山水,记不住乡愁。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如何做到创新发展与文化传承的有机结合、相互促进,保护好青山绿水和优秀传统文化,而不是彻底打破农村“旧世界”,建设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农村”,也是当前迫切需要引起重视的。

作者简介:王银芹,湖北工程学院湖北小城镇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建峰,孝感市政府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

项目来源:湖北省教育厅2013年度重大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利用高效智力资源支持城镇化规划建设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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